第七章 创造巴菲特式的防御型投资

1．被视为“怪人”的投资大咖

巴菲特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是他依旧保持着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他喜欢穿灰色的西服，娱乐消遣仅限于观看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橄榄球比赛。除了因为工作忙碌之外，他过着单调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没有什么外界因素能诱惑他，他也不像老师格雷厄姆那样风流成性。哪怕在他身家百万之后，也无非增添了几个房间和一个壁球场。巴菲特家高大的屋顶和邻居的建筑有些格格不入，屋外闪耀的黄色交通灯就像一座灯塔，提示过往的路人这是富豪巴菲特的住宅。

巴菲特从来不懂得享受，也不知道如何用赚来的钱丰富他的物质生活，这一点和格雷厄姆十分相像。他的座驾是一辆开了多年的大众汽车，原本不打算更新换代，直到他觉得开这辆车去机场接人有些寒酸才决定换一辆。苏珊问他想要换哪个牌子的汽车，巴菲特说什么都行。最后，苏珊给他买了一辆凯迪拉克。

奥马哈的数据文件公司副总裁斯科特·霍德，一次出差时和巴菲特同路，他问巴菲特当一名百万富翁的感觉如何，还说自己从前不认识百万富翁，很憧憬想要什么就买什么的生活。然而巴菲特却对霍德幻想得到的珠宝、豪车、别墅和名画等东西毫无兴趣，他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坐在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里工作。

尽管巴菲特对金钱没兴趣，但是苏珊却有些不同。一般苏珊对家里财富的积累并不关心，然而也会在花钱的时候一掷千金。一次，苏珊花费1.5万美元用作家庭装修，巴菲特十分心疼，他对一个高尔夫球友说：“你想过吗，如果把这笔钱拿去投资，20年之后能赚回多少钱哪！”

巴菲特不崇尚物质享受，然而他也有独特的爱好。他认为每一美分都可能变成翻倍的资金，所以每花掉一美分、一美元都会让他怅然若失。身为一名富豪，他竟然连人身保险都不想购买，在他看来自己比保险公司更会赚钱。然而他的合伙人却担心万一巴菲特某天出了意外，他们的投资会泡汤，于是强烈要求巴菲特买一份受益人为合伙人的保险。

巴菲特与金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他对金钱漠不关心，但是又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认为金钱是神圣不可亵渎的，任何消费都是罪孽。巴菲特在节食的时候也觉得是在节约金钱，甚至还拿出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给女儿，称只要他体重增加就能兑换，然而小苏珊想尽任何办法都无法将巴菲特拽进麦当劳，因为巴菲特一想到要付给女儿1万美元就痛心疾首。

一次，巴菲特一家去加利福尼亚州的赫斯特城堡度假。在路上导游向他们介绍城堡里昂贵的地毯、窗帘和古董的时候，巴菲特显得极不耐烦，最后忍不住说：“别再絮絮叨叨地说他是怎么花钱的，跟我们说说他的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的金钱观决定了他的政治观，在20世纪60年代，积累了财富的巴菲特终于大胆地表达了和霍华德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不过和其他富豪相比，他的政治理念和他的经济利益无关，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恐惧。60年代的很多国际大事都影响着巴菲特的政治观，比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他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后来他开始研究两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如何避免战争爆发。他经常会计算核战争灭亡世界的概率有多大。

受制于这种政治观念的影响，巴菲特也不断阅读相关书籍。他读了和平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的很多著作，逐渐接受了他的一些国际主义观点。在这些书中，罗素从一个不可知论者的视角出发坚信自己必将走向死亡，他还表示，如果想保护世界不受核战争的侵害，只能依靠全世界的力量。对此观点，巴菲特深表赞同，然而这跟霍华德的思想截然相反——他是一个反政府主义的孤立主义者。

正是因为和父亲对政府的看法不同，巴菲特决定脱离霍华德成为一位民主党人——他反对共和党对公民权利的冷视。

1964年冬，久病不愈的霍华德病情加重，巴菲特每天晚上都要去医院看望并陪护他。一天晚上，父子二人进行了政治派别的争论，在很多问题上他不能判定父亲是错的，然而他也不想和父亲一样过分执着于某种政治观点。至于他脱离共和党转向民主党，也是在霍华德去世之后才正式向外界公布——他不想让父亲为此伤心。

1965年春，霍华德病情再度恶化，最终溘然长逝。巴菲特悲不自胜，情绪低落，将这个噩耗埋在心里不对外人讲出。小苏珊发现父亲满面愁容、一语不发，就问巴菲特出了什么事。这时巴菲特才回答：“你爷爷今天已经过世了。”随后，他独自一人上了楼。

在霍华德的葬礼上，大约有500人参加，其中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两党在评价霍华德态度上竟然如出一辙，他们都称霍华德是一个正直热情的人。在葬礼进行的过程中，巴菲特一直默默不语，后来他突然离开了奥马哈，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去了什么地方。实际上，巴菲特回到了凯威特广场，在正对办公桌的墙上悬挂了霍华德的照片。

霍华德和利拉在巴菲特心中的位置大不相同，他一直是孩子们的道德偶像。不过巴菲特在面对自己儿女的时候却和父亲不同，他像是一个冷静理性的分析专家，虽然他也关注儿女们的成长，也会给予他们爱和鼓励，不过他很少表露这些感情。每到星期六的时候，巴菲特会将小苏珊带到办公室，正如当年霍华德带他去办公室一样。他也会跟儿子小霍华德玩橄榄球并辅导他做数学作业，不过他很少提及他与霍华德以及与利拉的关系。

在多子女家庭中，再公正的父母也难免有偏爱，在女儿和儿子之间，巴菲特显然更喜欢小苏珊，小霍华德只能屈居次要位置，这可能跟他比较调皮有关。小霍华德对巴菲特的态度也一清二楚，他曾经沮丧地说：“我常常误解他的语气，以为他不关心我……其实我错了，因为正是同样的特质才使得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他为人处世能够不掺杂一丝一毫的个人情感和冲动。”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巴菲特似乎要比格雷厄姆好很多。格雷厄姆显然是那种工作和生活呈现出两种不同状态的人。事实上，很多大权在握的企业管理者，都会表现出这种特征，很多人在公司里是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回到家就变得温顺柔弱。巴菲特并不是这样，他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保持同样的状态。在小儿子彼得看来，巴菲特就像一座闹钟，齿轮和发条持续不断地运转着。彼得曾经送给巴菲特一张生日卡片，以为父亲会很高兴，然而他只是匆匆打开扫一眼又合上，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

后来，彼得和苏珊去药店时看到了一本名为《为父手册》的书，彼得随口说应该给爸爸买一本，苏珊就真的买下了这本书。当她把这本书带回家之后，巴菲特立即将彼得叫到他书房：“嘿！出了什么事？你这是什么意思？”彼得吞吞吐吐地解释说，他只是想让巴菲特学会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并无恶意。但是巴菲特对此感到不快，然而他还是压抑住了这种情绪并开始反思，他想让儿子觉得自己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却总也无法让儿子满意。

苏珊曾经对朋友马歇尔·温伯格说：“我们面对现实吧，毕竟我嫁的是个钢琴大师亚瑟·鲁宾斯坦般的人物。”温伯格爱好音乐，他知道苏珊的意思是巴菲特经常在梦中唱起华尔街的和弦、协奏曲或者是交响乐。温伯格兴致高时也会为巴菲特演奏几段，希望能给他单调的生活带去些许惬意。

对于巴菲特在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缺点，苏珊总是能够包容，所以有时候他显得粗枝大叶，但苏珊却认为他是一个有趣的活宝，看到他想发脾气都发不出来。苏珊和孩子们也明白，巴菲特在精神世界里有强烈的追求和向往，日常工作已经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他确实没有过多精力专注于家庭生活。

苏珊和孩子们都将巴菲特的书房称作“寺庙”，而巴菲特就是一个专心创作艺术品的苦行僧。在这座神秘的“寺庙”中，他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深厚的理论知识，创造了一个战绩辉煌的投资帝国。

2．投资迪士尼公司

1965年，从埃及旅行归来的温伯格见到了来曼哈顿探望他的巴菲特夫妇。由于当时很少有美国人去埃及旅行，所以温伯格急切地要把金字塔的幻灯片播放给夫妻二人看。结果巴菲特却说：“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你不妨把幻灯片放给苏珊看吧。我不如到卧室里读一份公司年报，这岂不是更好吗？”

对于巴菲特而言，法老和金字塔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只关心投资。一次，温伯格告诉巴菲特有一只水泥股票价格很低。巴菲特马上反驳说，这只股票的账面价值毫无用处，只要查查七年里水泥股票的买卖记录就知道了。巴菲特对自己的投资才能十分自信，却总会忽视朋友的感受。

在温伯格家中，巴菲特阅读的是迪士尼公司的年报。在他和苏珊前往温伯格家的路上，他曾经去纽约时代广场看了迪士尼公司刚推出的电影《欢乐满人间》。他对片中的女主角没什么兴趣，感兴趣的是迪士尼的股票。观影那天，巴菲特穿着呢子西服，夹着公文包，还拿着爆米花，很多观众都在看他，因为只有他没带着小孩子过来看电影。当电影开映之后，大家也就忘了这个怪人的存在。然而巴菲特的心情却难以平静，他在想如果今天和明天以及电影上映期间这家影院的票房收入有他一份，那将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巴菲特对迪士尼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夏季他们一家人去加利福尼亚探望查理·芒格的时候，顺便去了迪士尼乐园。当孩子们尽情玩耍嬉戏之际，巴菲特和芒格从投资人角度分析迪士尼乐园中的娱乐设施。后来，巴菲特亲自拜访了沃尔特·迪士尼本人，迪士尼身穿一件短袖衬衫，精力充沛，还带着一股顽童的气质，这迅速感染了巴菲特，他发现两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当时，迪士尼的股票市盈率仅为10倍，巴菲特曾经不将其当作股票来分析，而是当成一个完整的公司。他觉得迪士尼公司价值最大的是他们创造的经典卡通形象和电影，比如白雪公主，如果是格雷厄姆就不会对这些数字以外的东西感兴趣。在巴菲特看来，迪士尼的这些卡通形象和电影就相当有价值。于是，巴菲特决定购入迪士尼的一部分股份，这样就能让迪士尼先生成为他的合作对象。经过权衡利弊之后，巴菲特斥资400万美元购买了迪士尼公司5%的股票，然而不幸的是，迪士尼先生于当年去世。

格雷厄姆不看重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不过巴菲特并没有背弃老师的信条：大量购买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股票。师徒二人的区别在于对“内在价值”的界定上。巴菲特定义的范围更广，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账面价值。

迪士尼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集娱乐观光于一体的企业，米老鼠和唐老鸭成为它的招牌形象，每年在全世界的盈利超过100亿美元，拥有巨大的市场发展前景。特别是迪士尼和美国广播公司联手之后，通过225个电视台和全球化的ESPN体育频道助力它的发展。

迪士尼在1960年的时候公司市值就达到8000万美元，不过他们的花销也是巨大的，一艘海盗船就耗费了1700万美元，但是迪士尼公司随后增值的资金能够买下五艘海盗船。假设巴菲特一直持股到今天，他的收益将达到10亿美元。虽然当时有些人认为迪士尼存在着管理和业务等方面的问题，不过巴菲特认定这些短板不能阻碍迪士尼的进一步发展。为此，他还和迪士尼的一位管理人员约赌。

当时，迪士尼的一位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前景产生了疑问，认为股价不能反映出真实的企业价值，而且他总是声称搞到了内部消息，因为美国广播公司和迪士尼并购时每股股价上涨了19美元，而迪士尼的股价却未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这位管理人员认定以后股价也不会上涨多少，于是和巴菲特以100美元作为赌注。然而这位管理人员猜错了，在并购之后，关注并投资迪士尼的人每日剧增，使得股票价格一路上涨，还带动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上涨了550美元，每股价格高达24750美元，最后巴菲特赢得了100美元的赌注。

1995年，迪士尼和美国广播公司正式合并，建立了华德·迪士尼公司。同年7月，迪士尼董事长和美国广播公司的董事长一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迪士尼将用190亿美元股票和现金加入美国广播公司。巴菲特本来就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股东，所以就势购买了2156万股迪士尼的股票。这次投资依然成功，巴菲特说：“我知道迪士尼是米老鼠的故乡，投资迪士尼就相当于投资米老鼠。这对于我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投资迪士尼让巴菲特再次获得丰厚的回报，因为他原本就持有美国广播公司2000万股股票，而在并购之后股价又上涨了20美元，仅此一天巴菲特就净赚4亿美元，而此后带来的收益更是巨大。

1966年初，巴菲特合伙人公司管理的全部资产达到4400万美元，已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巴菲特在当年1月写给合伙人的信中说道：“苏珊和我的资产已经达到6849936美元了，要打理好这么一大笔钱，足以防止我下午偷偷溜出去看电影了。”很快，巴菲特成为明星人物。

1966年5月，《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第二版醒目位置刊登了巴菲特仿佛花栗鼠一样的微笑照片，照片中他在认真地打电话，留着过时的发型。配文是这样写的：“全美国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是由奥马哈的一位投资奇才所经营的，这位奇才在年仅11岁时就成功买入了第一只股票。”

一位记者在采访巴菲特之后这样描述他：“尽管他处事有些不拘小节，但他从不给人以邋遢散漫的感觉。如果说他是个随性洒脱的人，那么他显然对所有的事实都了然于胸……巴菲特从不逃避任何问题……不过有时他的回答会让你觉得有些拐弯抹角。”

尽管巴菲特成为奥马哈当地的骄傲，不过一些更专业的金融和商业出版物上没有发表过巴菲特的文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很多投资者顶礼膜拜的偶像。一位经纪人的妻子在她女儿的《育婴手册》中“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三个人物”一栏中，写了三个名字：史怀哲、爱因斯坦和巴菲特。

巴菲特曾经低调地劝告别人，只有自信和成功的人才能不断进步，而他的自我解嘲就像他预测自己会投资失败一样，更让投资者对他心生敬佩。不过这也会让巴菲特产生焦虑，因为人们对他的期望会越来越高，这是巴菲特不想看到的。他相信在华尔街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也许唯一不变的是自己追求成功的渴望。

3．控股伯克希尔哈撒韦

在凯威特广场有一家男士服装店，店主名叫索尔·帕索，巴菲特是他店里的常客，不过每次定做西装都是一模一样的灰褐色，无论帕索如何提议都毫无作用，因为巴菲特注定与时尚无缘。

一天，巴菲特来到店里向帕索咨询有关流行服饰的问题，他想通过帕索对一个名叫拜尔·罗尔尼克的制帽商进行了解。帕索说，因为肯尼迪总统不喜欢戴帽子，所以当时美国人也不流行戴帽子。不久，刚刚离开的巴菲特又返回来，问帕索制衣业的状况如何，帕索说现在男人不买套装了。

这次看似寻常的对话，背后却预示着一次大收购。巴菲特以每股7.6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名叫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成衣制造厂的一小部分股份。

20世纪50年代，当巴菲特还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的时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就走进了他的视野。这家公司于1888年由霍雷肖·哈撒韦创办，在50年代由西伯里·斯坦顿经营，他是一个志向高远的哈佛毕业生，然而伯克希尔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和他的愿望正好相反：管理混乱，效益亏损。由于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没有决定权，就没太在意伯克希尔的后续发展。

1962年，伯克希尔公司的状况越来越糟，营运资金价值为每股16.50美元，然而在股市上跌到每股8美元。巴菲特认为这里面蕴藏着重大的商机，所以他通过合伙人公司购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让他不曾想到的是，这家公司在日后会和他发生重要的联系，虽然当时仅仅是他用来盈利的一只股票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公司越来越感兴趣。他在纽约的经纪人丹尼尔·考因给他提供了很多该公司的股票，以至于到1963年，巴菲特合伙人公司成为伯克希尔的大股东。然而巴菲特却对外保密，让考因替代他成为代言人，在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中占据了席位。

毫不知情的伯克希尔在得知巴菲特是考因的客户之后，马上打电话问他是否有购买股票的意思，巴菲特只好给了对方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可能买也可能不买。伯克希尔公司被这个近乎外交辞令的回答搞蒙了。不久，巴菲特亲自来到伯克希尔公司，想通过实地考察决定是否继续跟进投资。当巴菲特得知这家公司保存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所有的财务报表的复印件之后，他欣喜若狂，急忙复制了一份，之后他又去参观了伯克希尔的工厂。

陪同巴菲特参观的人名叫察思，是一位化学工程师，平易近人，谦虚朴实，当时是总裁职位的内定人选。察思已经年近50岁，工作经验丰富，精力充沛。他在加入伯克希尔公司之前是新贝德福德纺织学校的学生，1947年加入伯克希尔公司的合成纤维部门。他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和人脉资源，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公司当时的副总裁。

巴菲特在察思的陪同下在工厂参观了两天，其间他不断向察思提出各种问题，比如对公司的产品营销有何看法，公司日后发展的规划以及公司目前销售的产品等，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有分量的，他似乎想从察思的回答中得到更多的数据。察思并不清楚巴菲特提问的意图，不过他还是坦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的这种态度让巴菲特认为此人是伯克希尔未来发展的核心人物。最后巴菲特留给察思一句话：“我会再联系你的。”

对巴菲特来说，这次收购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不再是格雷厄姆理论的实践者，而是一个发扬和改良者，他不会亦步亦趋地学着老师的套路，而是在投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果断，他愿意拿出很大的精力去研究某一只股票，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这是和只对数字感兴趣的格雷厄姆最大的不同。此时的巴菲特已经具备另一种思考模式，他一边沿用格雷厄姆量化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另一边还会从品质的角度去评判一家企业的好坏。巴菲特只要发现一只股票，就不会把它当成静止的资产负债表，而是一家独特的、充满潜力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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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里的儿子杰克·斯坦顿意识到了危机，他本来有望成为公司的新继任者，却没有在关键时刻得到巴菲特的注意。他后悔当初没有陪巴菲特参观工厂，此时觉得有必要和他见一面，于是和妻子来到纽约，在广场饭店和巴菲特夫妇一起吃早饭。然而斯坦顿竟然忘了自己想要表述的内容，而巴菲特也不想谈论某些话题，就对斯坦顿讲了他创业的经历。后来斯坦顿问他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阅读几千份公司财务报表。

1964年，西伯里多次要求收回伯克希尔的股票，目的是让自己持股的比例提升。巴菲特原本认为伯克希尔没有继续持有的价值，但是他和西伯里在价格问题上没有谈妥，只好继续持有这只股票。现在来看不是他的决策而是他的运气。

由于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不想当一个旁观者，他需要发挥才能帮助这家公司走上正轨。然而思维僵化且偏执顽固的西伯里，根本不理解巴菲特的用意，甚至还与他产生了重大的分歧，还和考因吵了起来，用生硬的口吻叫嚣着任何人都不要对他指手画脚。然而当伯克希尔的执行副总裁得知巴菲特是幕后决策者之后，马上批评了西伯里，说他不该用这种粗暴的口吻同大股东讲话。

1965年，巴菲特和察思再次会面，他买了冰激凌和奶油棒同察思一起享用，巴菲特开门见山地问察思：“我想让你做伯克希尔的总裁，你觉得怎么样？”察思还未来得及反应，巴菲特又马上说他已经控制了足够的股份，在董事会上就可以直接任命察思为总裁，还说从此伯克希尔就是他的孩子。讲完这一番话之后，巴菲特起身离开，这次谈话不到十分钟，让察思在懵懵懂懂之间就成了预备总裁。

解决了人事任命之后，巴菲特还要处理一个问题：如果西伯里的弟弟奥迪斯·斯坦顿舍不得放弃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那么他的控股计划就无法顺利实施。于是他马上约见奥迪斯。会面的地点在沃姆修拉俱乐部，让巴菲特意外的是，奥迪斯表示只要巴菲特用相同的价格将西伯里的股票买下来就愿意将他的股票出售给巴菲特。巧合的是，当时西伯里已经对伯克希尔失去了兴趣，很快卖掉了股票，最终巴菲特合伙人公司控制了伯克希尔49%的股票份额，每股价格为15美元。

1965年5月10日，巴菲特正式接管了伯克希尔。当天，他一如既往地穿着随意，一件满是褶子的上衣和一个普通的公文包成为他的主要行头。那样子不像是一个准备接收公司的大股东，倒像是一个推销妇婴用品的推销员。

西伯里在交代了一些会议议程之后，就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离开了会议室，而察思则成为公司的新任总裁，巴菲特则出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虽然原董事长马尔科夫保留着自己的头衔，但已经被架空了权力，巴菲特才是伯克希尔幕后的决策者。就在这个交接的日子，伯克希尔的股票竟然上涨到每股18美元。

然而这一次巴菲特在媒体上扮演了一个负面形象，《标准时报》头版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是西伯里有意透露给媒体的，称有人因为外部利益将他逼走，而巴菲特被当成一个清算人。得知消息后，巴菲特撰文赞颂斯坦顿兄弟在公司改革期间的贡献，并承诺在他接管之后还会让工厂保持原状，生产同样的产品给同样的客户。

董事会结束后，巴菲特和察思在分公司附近闲逛。察思想了解巴菲特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想法，然而巴菲特只字未提，反而告诉察思，生产或者机器改良的事全部交给对方，别的事情他不会参与，只负责财务监管。另外，巴菲特还表示，他不想让以察思为首的全体成员对股票期权有任何念头。

巴菲特向察思讲了有关投资回报理论的事情，他表示并不在意察思能够生产出多少纱线和卖出多少纱线，因为这些都是孤立的数字，并不能代表公司整体的盈利情况。察思和很多管理者一样，很看重公司规模的扩大，但是对巴菲特的理论也很感兴趣。巴菲特说：“我宁愿要一家投资规模仅为1000万美元而投资回报率高达15%的企业，而不愿经营一家规模大到10亿美元而投资回报率仅为5%的企业。”在他们交谈之后，巴菲特当晚回到奥马哈。

巴菲特给了察思充分的自主权，察思只要将每个月的财务报表交给他即可，至于季度项目等微不足道的小事无须考虑。一次，察思给巴菲特打电话时，巴菲特说一个数字和上一次通话时不一样。察思坚持说自己没有报错，后来挂断电话后他查看了记录，这才发现自己确实记错了。之后他每次致电巴菲特都预先将数据核实精确。

巴菲特给了察思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不过这种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巴菲特对公司每一笔资金的流动都会亲自过问，只有经他同意才能调动资金，而且他不会轻易追加任何投资，因为西伯里之前的很多投资都有去无回。尽管如此，察思还是多次提出建议，巴菲特却不对未来抱有太大幻想，任何一美分的花销他都要审核，他不想让辛苦赚来的钱被糟蹋，哪怕是办公室购买一只卷笔刀也要经他同意。

巴菲特接管的伯克希尔运营状况并不好，公司只有两个工厂，加在一起的资本净产值只有22万美元，差不多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废墟。然而巴菲特很乐观。经过调查他发现，伯克希尔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当时只有2300名员工，然而工厂的管理者都非常优秀，节省了重新招兵买马的人力资源成本，而且纺织厂的经营状况会在察思的领导下得到改善。换个角度看，真正吸引巴菲特投资伯克希尔的不是它的经济价值，而是它的人力资源价值。

在察思的努力下，伯克希尔快速发展起来，业绩迅速提升，股票价格也随之上涨。到1969年，伯克希尔的资产高达1.5亿美元，巴菲特也将他个人拥有的25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投入伯克希尔中。不过伯克希尔创收的利润没有用在扩大业务范围上，反而还关闭了旗下一些小的纺织厂，最后只剩下一家新贝德福德纺织厂。至于积累的资金，都被巴菲特投入其他行业中，而此时伯克希尔的经营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家单纯的纺纱企业，而是一个崭新的投资实体。

1969年，伯克希尔收购了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联合企业和伊利诺伊州国家银行，扩大了自身实力，也印证了巴菲特常说的一句话：“我喜欢简单的企业。”在伯克希尔运营的过程中，巴菲特并没有考虑将麾下的任何一家公司发展成从事开发或者研究的组织机构，他只希望这些企业在稳定中发展。巴菲特虽然和格雷厄姆拥有不完全相同的投资理念，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保守派人士，都渴望在稳健中成长，惧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4．20世纪60年代股市的虚假繁荣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股市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道琼斯工业指数第一次突破了1000点大关。到1968年，股票市场再度出现了1929年之前的疯狂，每天都会有新的上市公司进入股市。很多人认为有闲置资金还不去炒股就会错过赚钱的机会。很多投资者对股市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只要投资就有钱赚。

这个股票疯狂的时期也是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快速发展的阶段。1968年，华尔街接连出现金融奇迹，科技股票和电子股票异军突起，一些上涨势头良好的股票盈利达到100倍。股票市场的狂热促使投资者们充满了信心，日交易量每每创出新高。

金融的繁荣往往是国家综合国力进步的象征，在60年代美国国内确实发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大事。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成功登月，让全体美国民众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骄傲和自豪，也让不少民众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坚定了信心。这种高亢的情绪像瘟疫一样传遍全国，也感染了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股票市场的不断繁荣，华尔街进入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投机时代，几乎每一只股票都在这个时期刷新了以往的上涨纪录。一次，巴菲特准备购买早已看中的两只股票时，却发现其中一只已经被抢购一空，而另外一只则上涨到超出他能接受的范围。

对于这段疯狂的时期，巴菲特回忆说：“仅仅以周或小时为周期对股价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那个时候的证券研究必须精确到以分为周期。那段时间，即使我出门去买百事可乐，内心都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尽管巴菲特像其他人一样争分夺秒地进行投资，然而他没有被狂热的股市冲昏头脑，他始终坚持对股票进行理性的分析，而不会受到市场狂热和他人思维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当别人问起他对股市的看法时，他不会做出任何预测，他需要的是科学分析独立公司的长期商业前景。

巴菲特的经纪人从来不会对别人谈起的一句话是“巴菲特选择了哪只股票”，哪怕是公司里的职员也不能说，这种氛围让人难以理解，然而他们并不清楚，这就是巴菲特一如既往地保守投资股票的秘密。最可笑的是，巴菲特甚至认为有人在公司附近的饭店用望远镜窥探他位于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从而获得股票信息。巴菲特为此真的雇用了一家安全公司到饭店附近检查，当然什么也没发现。

巴菲特曾经在奥马哈大学对他的学生们说过一段话：“在华尔街致富的秘诀就是在贪婪和恐惧之间走钢丝——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其实，这正是巴菲特成功投资学的折射，恰好适用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市最疯狂的那个时期。当很多人都在为股票的疯狂上涨欢欣鼓舞的时候，巴菲特反而觉得这背后似乎隐藏着危机，他通过理智分析所得出的结果让他更加坐卧不宁。

巴菲特曾经对身边的人说：“从现在的市场看，所有股票的价值都被严重高估了，我已经无法决定还有哪只股票值得一买……”巴菲特讲这段话时，正是公司掌握了大量资金的时候，然而他认为没有哪只股票值得一试，他认为自己应该在投资之外做一些事情。

巴菲特暂时躲避外界的喧嚣和疯狂，他的脑子里不断运算着他的投资理论和原则，他不想做短线投资，更不想盲目购买任何一只没有把握的所谓热门股票。和其他投资人相比，巴菲特这段时期的投资并非流动的股份净额，而是整个企业。

1966年和1967年，巴菲特一共花费1500万美元先后收购了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服装连锁店联合制衣公司。在巴菲特看来，股票繁荣时期介入实体经济是划算的。然而，同一时期股民们的疯狂让巴菲特无法理解，他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投资者总想买进更多的股票却不愿意寻找一家真正值得投资的公司。

巴菲特认为抢购那些充满泡沫的热门股票是缺乏理智的，这时候沉下心来反而是一件好事。为了告诫身边人不要陷入这种冲动的情绪中，巴菲特说：“我不会放弃我熟悉的投资策略。尽管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策略很难在股市中赚大钱，但是我不会采用那些我尚未了解、没有经过验证的投资方法。因为那样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亏损。”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越南战争并没有影响到股市，反而还推动了国内股市的增长。当然这场战争对美国政府来说，弊远大于利，他们高估了自己迅速战胜越南的胜算，轻而易举地将部队派进去。然而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美国只能抽调更多的兵力投入越南战争中，反而无力自拔，时间一长，国内的军事和经济系统自然会受到牵连。巴菲特在研究时局之后，将这个问题列入影响股市变化的因素中。

没过多久，股市开始发生波动，虽然从表面看股民们还维持着对股票的兴趣，但人们对短期投资的关注度有所上升，这已经触动了股票市场的稳定基数。尽管股价不断上涨，巴菲特合伙人公司也被这种气氛影响，不少人跃跃欲试，但是巴菲特却认为熊市即将到来，甚至会再度上演1929年的金融大危机。不过当时能够理解巴菲特的人少之又少，他承受着作为一名公司负责人所要承受的一切压力，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他只能将公司注册为一家投资公司。

巴菲特在股票市场中找不到有价值的股票，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选购低价格高价值的股票，因为整个股市行情都在浮夸之中。就在这时，美国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然而股票市场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上升到更加狂热的阶段，整个华尔街似乎置身世外，这种混乱得让人崩溃的现象被一位名叫理查德·詹瑞思的经纪人称为“巨大的垃圾场”。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嗅出了危机的味道，然而每天还是有很多新股票进入市场，股市更加无序无度。

巴菲特认为，这种投资环境越来越消极的情况是让人沮丧的，他不想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这种无序的状态中，他希望更换一种投资方式，他要重新调整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的这一理念也传递给了苏珊，他说要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前关闭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对于这个决定，苏珊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她一直相信巴菲特的判断。

从1966年开始，巴菲特宣布合伙人公司不再接收新的投资者。但是华尔街的投资者依旧疯狂，越战将股市推到一个新高点，很多年轻人在街上游行集会，他们的父辈看到了战争扩大带来的正面影响，不约而同地在证券交易所门口排队，不少基金组织纷纷冒出来。

此时，有合伙人致电巴菲特，说市场还会进一步走低，巴菲特说他在2月份就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未来市场的走势如何还需要认真观察和分析。当股市中不利的因素消除之后就会迎来牛市，然而“不利因素”到底是什么，无人能回答。

巴菲特预感股市将出现危机，但是他也避免进行盲目的预测，特别是不会根据人们的愿望去购买任何一只股票。他更倾向于分析每家公司长期的盈利前景，因为这可以通过逻辑思维做出判断，单纯的猜测都是不可靠的。

1967年，巴菲特提醒他的合伙人，新成立的一些共同基金会在业绩上超过他们，而且他的商业灵感也在枯竭，虽然他像过去那样绞尽脑汁寻找投新的资项目，可还是一无所获。更重要的是，巴菲特发现华尔街涌动着非理性的投机冲动。股市上出现了一种未经登记的股票——非注册股票，通常是发展前景不明的公司发行的，定价也很奇葩，完全背离了股票市场的规则。整个20世纪60年代末期，华尔街到处可见投机者而非投资者。

当时，华尔街出现了一个叫作“速利基金”的理财产品，和传统的共同基金不同，它不追求长时间的运作超过大盘的平均盈利水平，而是在每一个季度甚至每一个小时迅速盈利。这种基金是由走短平快路线的投机者操控，他们在很多门类不同的股票之间进行转化，炒的都是热门股票，目的就是为了在波动的市场环境中获利。

弗雷德·卡尔是一位基金管理者，他在1967年经营的基金利润率高达116%，超过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业绩。他的投资诀窍是那些小规模的处于发育期的公司以及非注册股票。他整天驾驶一辆捷豹汽车四处走动。他的投资策略就是：“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每天早晨起来，每样东西都是要出售的，包括证券组合里的每一只股票，乃至我的衣服和领带。”

在外人看来，卡尔越来越富有。巴菲特也在暗中观察并提出一个问题：假设热门股票上涨了，跟进一下又有什么害处呢？巴菲特在日记中写下这个困惑，这不仅是给他自己解决疑问，也是为合伙人的利益考虑，毕竟华尔街掀起的这股投机浪潮影响巨大。

巴菲特在日记中写道：“这同我的分析判断背道而驰，更不符合我的投资风格。我是不会拿自己的钱用这种方式进行投资的，因此我也确信不会用你们的钱来这样投资。”

根据彼得回忆，当时巴菲特将自己和电影《海底两万里》中的角色做了比较，这部电影讲述一位爵士乐大师带着乐队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巴菲特说，他的声音并非只是赚钱，还包括如何在市场中选择。选股票就像下国际象棋，每走出一步都要琢磨下一步，是一种智力探索。为了稳妥起见，巴菲特不会涉足他不熟悉的领域。换句话说，越是在华尔街狂躁之际，他越应当保持冷静。为此，巴菲特将1929年金融危机来临时的剪报装裱起来挂在墙上，让自己时刻想起那场灾难。

当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制衣业的状况很不理想。1967年，巴菲特告诉合伙人，伯克希尔目前没有改善状况的任何迹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尔街的投资热潮仍未消退，股票成交量每日剧增，和20世纪50年代巴菲特刚开始投资股票时完全不同，那时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的换手量不过200万股，而在1967年竟然达到了1000万股。

当时在美国西海岸，一家名叫克莱纳贝尔的经济公司的客户们，每天站在股票行情机前高声大喊“涨停”，结果道琼斯指数真的飙升到900点左右。美国股民们已经被牛市的疯涨狂潮吞没了理性，他们一边迷失自我一边继续投下赌注，似乎只有巴菲特一人保持冷静，他眉头紧锁，似乎看透了眼前这片迷梦般的繁华。

5．谨慎投资，规避新金融危机

1967年8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应邀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组织的一次会议，参与讨论共同基金爆炸增长的问题。萨缪尔森认为，在美国的5万名基金经理中，平均每一名经理为7个投资者管理资产，而这些人大部分毫无能力，然而股票势头的良好让他们浑水摸鱼，收入颇丰。

共同基金对投资者收取8.5%的前端费用是很正常的，还不包括投资者需要支付的年度管理费，前端费用只是被基金经理用来支付市场营销费用的来源。相对而言，巴菲特从投资人手里得到的利润要少很多。为此萨缪尔森说：“我每付出1美元，只有91.5美分为我赚取盈利和资本增值，其中的9.3%又以销售费用的形式流失了。”

和股票相比，共同基金催生了特权投资阶层的崛起，它和养老基金等投资者比股市上的散户对市场的影响力更强。在巴菲特看来，不少投资者的投机心态超过了散户，过去人们觉得职业基金经理总是能保持理性的头脑，而散户容易冲动，现在正好相反，他们的投资理念没有多大差别，都是想在大量散户购买股票之前做出合理的判断，他们关注的不是投资能带来多少长期价值，而是在一哄而上的大众心理的推动下，紧盯着几个月之内的市场价值。

对于这种现象，凯恩斯在1936年曾经进行过类似的描述。虽然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只是一位宏观领域的经济学家，不过他对股市的研究十分深刻。凯恩斯的职业生涯与巴菲特很相似，他早年从事过外汇、棉花和玉米等生意，赔了不少钱，后来成为一位有选择性投资的经济学家。他每天早上起床后会拿出一个小时分析市场，还给他任教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撰写市场走势档案。

巴菲特认为，凯恩斯能够在股市泡沫时代看透真相，是因为他弄清了市场运行的规律，懂得投资者如何提升或者降低股价，因为股市原本就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每一分钟都有人愿意购买某个价位的股票，这些投资者每个小时都会对感兴趣的股票重新估价。

和股市相比，一家稳定发展的企业，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企业价值是不可能的，就像迪士尼公司的电影，观众不会在星期一和星期三存在明显差别的热情，甚至在一两年内态度也基本一致，所以迪士尼公司股价的波动不受企业自身经营状况的影响，而是受到公众认知判断的影响。职业基金经理能够看得比散户更远，就在于他们对投资方向的把握。

巴菲特认为公众的投资态度会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个集合，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没有人会独立存在。为此，巴菲特讲过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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